“发展特殊教育，保障残障孩子的受教育权利，我们是不是一定要建立一个独立的特殊教育体系？是否需要换个角度考虑问题……”在日前民进中央举办的特殊教育专题研讨会上，北京市残联理事长、民进北京市委副主委吴文彦把她一直思考的一连串问号带进了会场。

    近些年，我国特殊教育事业发展迅猛，取得了突出成就。但是，“残障儿童随班就读”这项特殊教育政策，在落实的过程中还存在许多困难和问题。

    中西部残障儿童入学成难题

    “2014年国务院残工委开展了残疾人基本需求和服务的专项调查，对持证残疾人和疑似残疾人群体进行了入户调查，我们发现，在未入学的24万名残疾儿童中，84%是农村户口，78%分布在中西部农村地区！”中国残联教育就业部副主任李东梅说，“对比东部地区，上海没入学的残障儿童只有30多人。大量未入学残障儿童主要集中在中西部地区，残障儿童未就学的原因，主要是地方缺乏特教资源、家长观念落后不愿让孩子接受教育，以及儿童残障程度比较重和家庭经济困难。”

    这组数字折射了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现阶段乃至今后一个较长时期内，我国中西部地区残障儿童少年义务教育攻坚克难的任务将异常艰巨！

    一直以来，盲、聋哑和智障孩子是我国特殊教育发展中重点关注的三类对象。但最近十几年来，孤独症、脑瘫和多重残疾的孩子成为社会比较关注的对象，他们也陆续进入特殊教育学校。特殊教育对象的扩增，在一定程度上给传统的特殊教育带来了新挑战。“我国残障孩子在校生大概有40多万人，其中20多万人在普通学校随班就读。在普通学校随班就读和就读特教学校的差不多各有一半。”教育部基础教育二司巡视员李天顺透露，为了让残障孩子和其他所有人一样接受良好的教育，从2014年起国家实施了第一期特殊教育提升计划，以区县为单位对残障儿童进行实名登记，并对登记在册、没有入学的残障儿童要求全范围、零拒绝，逐一安置，通过随班就读、特教学校就读和送教上门来安排这些孩子接受义务教育。

    截至去年年底，全国特殊教育在校生达44.22万人，比实施提升计划前增加7.42万人，增长了20%。与此同时，中央财政对于特殊教育的支持力度也空前加大。实施提升计划第一年就由5500万元提高到4.1亿元，用于实施特殊教育办学条件的改善项目，支持普通学校建资源教室、支持薄弱的特教学校改造等。

    “虽然这几年特殊教育实现了快速发展，但剩下的几万人，要么就是出不了门、残疾特别重的，要么就是特别偏远地区的。最近四川一个偏远山区县教育局局长说，他们那里每40平方公里就有一个残障孩子，接下来的特殊教育剩下的‘难啃的骨头’就是要解决他们的入学问题，这也是需要攻坚的群体。”李天顺说，“目前，我们花了很大力气实施了特殊教育学校建设的一期工程，原来的布局是准备在人口30万以上、残障孩子比较多的县建一所特教学校，经过努力也确实建了不少，但还有一批学校没有建起来。目前全国还有600个左右人口不到30万的县没有特教学校，不仅特殊教育的资源中心的建设相对滞后，而且对随班就读开展指导的专业教师的配备也不够。”

    挑战远不止这些。“残障儿童学前教育与康复的关系非常密切。所以，目前残障幼儿的入园率还很低。在贫困地区基本还是空白。”李东梅禁不住向参加研讨会的代表们发问：“我们能不能用传统的解决学前教育的方法来解决残障儿童的学前教育问题？这还有待调研，也有待专家进行深入研究。”

    “随班就读”背后的困惑

    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政协副主席姜惠琴所在的金塔巷小学，是兰州市中心的一所旧城区改造而来的新学校，在校教师虽只有38人、学生1006人，但自从接收残障儿童随班就读后，教师的工作压力空前。在该校7名随班就读的残障学生中，1名重度残疾，5名一般残疾，1名听力残疾。

    “我感觉，对于特殊教育，我们的老师仅仅有爱心和耐心是不够的！”姜惠琴校长说，“在分班时，我们尽量避免出现一个班有两个特教孩子的情况。如果班里安排进一名残障孩子，班主任就要做大量工作。我们四年级就有一名重度残疾的脑瘫孩子，我问这个孩子的家长：你为什么不把孩子送到特教学校？家长痛哭流涕，两口子跪在我们学校门口，非要我把孩子收下。最后，我们还是收了这个孩子。因为国家一直没文件界定‘什么样的学生必须去特殊学校、什么样的学生可以随班就读’。”

    让姜惠琴万万没想到的是，当时这个9岁、面部症状特别明显的孩子，家长非要进一年级，无奈之下学校也只好答应。进校后，除了老师特别关注，每天班主任还派两个同学专门为她装书包，扶她上下楼。在一、二年级时，她随时都可能把大小便拉在教室内。这个孩子在这个班里的健康、安全始终是老师第一位的工作，老师费尽了心力。“可喜的是，这个孩子已经四年级了，她现在可以静静地天天抄书。但是，无论老师怎么教，她也听不懂算术，至今她一道算术题都不会”。

    在金塔巷小学，几乎每个有残障孩子随班就读的班级每天都在不断上演类似的故事。有一个孩子的举动曾让姜惠琴感到揪心。这个当时拿着自闭症证明的孩子在上课期间，却突然往一个同学脸上吐唾沫，而且此后他还拿着笔扎同学的脸。

    不在现场的人或许会觉得这个孩子的举动很正常，但这对姜惠琴来说，她感到异常恐怖——一个正常的孩子如果被这个孩子伤害了，这样的教育让她无法保证其他学生的安全。虽然全校1006名学生中只有7名随班就读的残障孩子，“但我作为校长，既要保证999名学生的安全，又要保障7名随班就读孩子的安全，是很难的。拿这个孩子来说，他做操时就曾揪住一个女孩的头发，往她脸上吐唾沫。这样的孩子随班就读给老师带来的工作和精神压力是难以言表的”。

    其实，姜惠琴的担心还有更多。习惯了普通教育的老师对于随班就读孩子的教育，其实既无经验，也没有相配套的教材。“对正常的孩子，学校每学期都有相应的检测，比如检测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音乐、美术、体育技能等。但是，对于随班就读的这些残障孩子，究竟该教到什么程度、达到什么水平，我们似乎没有标准。仅仅就是随班就读，让他们安安全全地坐在教室，安安全全地送回家，就貌似是我们为社会尽了一份义务。”姜惠琴说，“对于这些问题以及随班就读所带来的教师工作量急剧加大、学生管理难度加大等问题，都是我们在倡导随班就读推行融合教育时绕不过去的问题。”

    不只是姜惠琴所在的中国西部存在类似的尴尬。在人口大省的河南，由于优秀师资缺乏、办学条件差、经费短缺等因素制约，特殊教育发展正陷入“一边是‘医教结合’在市县尚未有效实施，另一边是随班就读流于形式”的两难境地：“医教结合”的本质虽是利用教育医学多学科合作的方式，根据残障儿童身心发展规律和实际需求，对残障儿童提供有针对性的全方位服务，开发潜能，使每个残障学生的身心得到全面发展，但基层的现实是既无教材、无培训、无设备、无组织，又没有成熟的经验借鉴，而且普通学校大都教学任务繁重以及普通学校本身缺编严重，几乎不可能拿出专门的编制去招聘特殊教育专业教师，导致在普通学校随班就读的残障学生，基本难以得到专业的照顾。

    融合教育是特教未来发展方向

    现在，全国高校每年招收的特殊教育专业博士生不超过9名，这无法满足建立特殊教育体系的实际需要；我们国家的特殊教育发展方向定位能否更清晰一些，到底是以特殊教育学校为主，还是融合教育为主；我们能否提高高等特殊教育办学层次，以完善特殊教育体系建设，逐步形成以残疾人高等职业教育、本科教育、研究生教育相互配套、协调发展的高等人才教育培养体系……

    在研讨会现场，主张理顺特殊教育管理体制、完善特教体系的声音不绝于耳。“现在，特殊教育的管理体制不顺，普通学校的资源中心、医疗机构和残联等各部门没有形成很好的合力。比如大连市的特殊教育学校不仅承担特殊孩子的教育，还承担一些资源中心的指导任务，由于特教学校和普通学校是平行关系，特殊教育学校如何去指导普通学校特教资源中心建设，这本身就可能存在问题。而且残障儿童的确诊、评估、入学、治疗和康复救治等信息现在都是分散的，不利于残疾人保障体系的建立和“医教结合”的开展。”民进大连市中山区基层委员会副主委刘松建议，各地应设立编制独立的市区级特教指导中心，建立和完善残障儿童教育信息管理系统。

    在理顺管理体制上，虽然不少与会者呼吁特殊教育要“独门独户”地成体系发展，但也有与会者建议打破传统藩篱，建立相对开放的特教发展格局。“现在，教育年限已从原来的九年义务教育正在逐步向15年基础教育转变，教育对象从原来在特殊教育学校接受班级授课制教育的聋盲智障三类残疾儿童，正在向有特殊需要的所有儿童转变，教育形式也从原来封闭的特教学校教育，正在向开放的融合教育转变。这些变化也意味着特教正面临转型。”扬州市特殊教育学校教科研处主任张晓梅认为，特殊教育涉及教育、民政、残联、计生、医药等多个部门，多部门的协调不是一个特教学校校长就能协调得了的，甚至连地方教育行政部门也未必可以协调好。所以，特教要办好就需要更有力的多元参与。

    事实上，福建省福州市星语学校的建设给“独门独户”式的特教发展思路提供了一定的想象空间。2015年，福建省福州市斥资4亿元在福州市区的黄金地段开始兴建一所专门针对自闭症孩子的星语学校。按照设计容量，建成投入使用后，星语学校只能招收300人，勉强满足当地1/3残障孩子的受教育需求。

    “还有2/3的自闭症孩子怎么办？除了办自闭症学校，还有一条路就是通过随班就读推行融合教育。”福州市晋安区第三中心小学教师赵凌凰认为，“将残障孩子放在普通学校进行随班就读会对普通学校老师的工作造成冲击。如果建一个资源中心，资源中心配备专门的特殊教育专业教师，哪所普通学校有随班就读的残障孩子，资源中心就给哪所学校配备专门的老师，但问题的关键是，资源中心的教师编制从何而来？”

    即便现阶段随班就读存在诸多不便，但不少与会代表仍然相信，随班就读将可能给封闭的特殊教育带来新的气息。

    在此次特殊教育专题研讨会上，对于残障孩子的随班就读，吴文彦的观点格外惹人注意——“就教育对象而言，是没有特殊的。没有特殊的人，只有特殊的能力。教师的任务就是要坚持去发现他们的才能，我们传统的理念是把残障人打入另册，认为是特殊的人，需要特殊的关照，这一点忽略了他们做人的基本权利，也忽略了他们自身的潜能。”

    “姜校长，您说的那个残障孩子，如果放在特殊学校，她不会有今天的进步，她可能至今还不会工工整整地写字，和大家一起跳舞、唱歌。”吴文彦说，“我总觉得，我们是不是非得要建立一个独立的特殊教育体系，我们是否可以换个角度去考虑残障孩子的受教育问题？”

    不论随班就读目前面临多少困难和障碍，但吴文彦始终笃信：融合教育才是残障人最终走入社会或者从小就开始融入社会的一个最基本的渠道，融合教育是他们的第一步。这种融合教育是在不受歧视的前提下，所有孩子尽可能在普通学校就读，学校提供给他们最合适的支持和帮助，使不同学习风格、不同学习能力和背景的儿童，都能得到比较好的教育服务，实现最优发展。她特别强调，融合教育不仅能让残障孩子受益，对于健全的孩子，更是一种最好的生命教育和尊重的教育。

    “残障儿童的教育应该就是普通人的教育，让他们从小不特殊。我们应该从制度上最大限度地减少特教学校。因为长期在特教学校里的孩子社会认知度低，了解社会的视野也会受很大局限。有的从小形成自卑心理，对于他们成年后的社会交往、就业等方面造成很多障碍。”吴文彦举例说，她曾调研过人大附中、人大附小和北京小学的随班就读孩子。在北京小学随班就读的7个残障孩子中，有脑瘫、有智障的，借助资源教室，有的孩子在大课堂上课，有的在资源教室里学习。这些孩子在自身获得成长的同时，对于健全孩子也是一个巨大帮助。因为，这些健全的孩子从小就从身边残障孩子身上认识到生命是有着不同的状态，有的是健全的，有的是残缺的。当长大后，这些和残障孩子一起学习生活过的健全孩子，不会因为谁有残缺而歧视或用另类的眼光打量残障孩子。因为，他们的内心充满尊重和包容。